云贵高原，作为中国四大高原之一，以其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。其地理范围西抵横断山脉，东达雪峰山，南至红水河，北临长江，涵盖云南、贵州两省全域，以及湖南、广西、重庆、四川、湖北的部分区域。本文聚焦云南、贵州核心地带，梳理这片土地如何从汉朝的 “拓荒” 起步，历经无数反复，直至清朝雍正年间 “改土归流”，最终彻底融入中国版图的漫长历程。
一、汉拓西南：“西南夷” 与中原王朝的首次深度联结汉朝时期，云贵高原上分布着众多部落与小国，中原人统称其为 “西南夷”。这些政权多深居群山之中，与中原交流稀少，在汉武帝之前鲜为中原所知。其中，夜郎国疆域最广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・西南夷列传》中记载：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”“夜郎所有精兵，可得十余万”，足见其势力之强；西部的滇国同样重要，传说是战国时期楚国将军庄蹻率军西征后建立的政权。由于长期隔绝，当中原使者抵达时，滇王与夜郎王竟先后问出 “汉孰与我大”，留下 “夜郎自大” 的典故，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西南与中原的隔阂。
展开剩余87%西南夷各国分布
汉武帝时期，为联合西南力量征讨南越国，派遣唐蒙出使夜郎。夜郎、且兰等国表示愿意臣服，汉朝随即在夜郎北部设立犍为郡—— 这是中原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立的首个行政机构，标志着云贵地区与中央政权正式建立行政联系。公元前 112 年，汉武帝出兵南越时，且兰国趁机叛乱，被汉军迅速平定。此后，汉朝以且兰为中心设立牂牁郡，对夜郎地区实行 “羁縻统治”（以当地首领为官吏，承认其部分自主权）；又攻灭邛都国，设越嶲郡；随后进军滇国周边，消灭劳浸、靡莫两国，滇国见势归降，汉朝在此设立益州郡。牂牁、益州二郡的设置，意味着云贵大部分地区首次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。不过，此时滇国、夜郎国并未完全消失，呈现 “郡县与王国并存” 的局面：汉成帝时期，夜郎王兴叛乱，被牂牁太守陈立诛杀，夜郎国灭亡；滇国则在归降后逐渐淡出史料，推测已名存实亡。
出土的滇国文物
西汉之后，中原王朝对西南夷的控制时强时弱，局势反复。两汉之交，中原战乱频发，西南各国纷纷反叛；东汉初年，才重新归附。公元 69 年，滇西的哀牢国归汉，汉朝设永昌郡，将统治范围延伸至滇西，但哀牢国此后仍多次叛乱。三国时期，西南夷地区被称为 “南中”。蜀汉在成都建立政权后，南中各郡拒不服从，永昌郡太守甚至投靠东吴，联合益州大姓孟获反蜀。诸葛亮率军 “七擒孟获”，多次镇压叛乱后才将南中纳入管辖，并将原南中四郡拆分为七郡，通过拆分势力来削弱地方割据基础。
蜀汉之后的两晋南北朝，因中原政权更迭频繁、国力衰退，对南中地区已 “鞭长莫及”。此前南中郡县由中央派遣的 “流官” 治理，西晋后逐渐被当地大姓取代 —— 这些 “南中大姓”（如爨、孟、李、董等家族）实际成为地方割据势力，虽名义上接受中原册封，实则自行其是。这种 “以夷治夷” 的间接管理模式，成为后来隋唐、宋元时期 “羁縻制度” 与 “土司制度” 的雏形。
二、唐宋羁縻：土司制度的萌芽与云贵局势的分化隋朝统一全国后，国力有所恢复，重新将目光投向西南。隋文帝曾两次出兵击败南中爨氏势力，却未能彻底取代其地位；同时派遣田宗显任黔中刺史，试图控制乌江流域，为后续治理打下基础。
唐朝建立后，继续推进西南开拓，在云贵地区设立大量 “羁縻都督府”，如南宁州都督府（管辖云南东部）、黔州都督府（管辖贵州一带），分别隶属于剑南道与江南道。这些都督府的长官多由当地民族首领或大姓担任（如南宁州由爨氏掌权，黔州由田氏掌控），唐朝通过 “册封 + 纳贡” 的方式维系管辖，形成 “以夷制夷” 的羁縻体系 —— 这一制度虽能暂时安定边疆，却统治薄弱，也为后来土司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框架。唐玄宗时期，云南西部的南诏国崛起，南宁州都督府因无力抗衡被迫撤销，唐朝对云南东部的控制大幅减弱。
唐朝在黔中设置的羁縻州分布
738 年，南诏国统一云南六诏（乌蛮、白蛮部落联盟），成为西南地区的强大政权。唐朝曾多次出兵征讨南诏，均以失败告终。南诏国王虽名义上接受唐朝 “云南王” 的册封，实则为独立王国，甚至在唐朝后期多次入侵黔中、西川地区。因此，自唐朝中期起，云南大部分地区已脱离中央直接控制。南诏灭亡后，大长和、大理国先后继承其统治，其中大理国在宋朝时期与中原保持 “藩属关系”，双方和平相处，大理国成为宋朝西南边境的 “缓冲政权”。
大理三塔
与云南的失控不同，黔中地区（今贵州一带）成为唐朝中后期的经营重点。开元年间，唐玄宗将江南道拆分为江南东道、江南西道与黔中道—— 尽管当时黔中人口稀少、经济落后，尚不具备单独设 “道” 的条件，但因其地处云贵高原东部，是遏制南诏东扩的战略屏障，故被单独列为一级行政区。唐朝末年至北宋时期，中央王朝在黔中扶持地方大姓，逐渐形成四大羁縻政权：播州杨氏（占据今遵义）、思州田氏（占据今铜仁、黔东南）、水东宋氏（占据今贵阳）、水西罗氏（占据今毕节）。
海龙屯：播州杨氏建立的军事遗址
两宋时期，四大姓成为中央王朝在西南的 “代理人”：北宋时，思州田氏势力最强，曾担任 “贵州防御使”，协助朝廷平叛；南宋时，播州杨氏崛起，不仅多次拓展地盘，还曾六次击败蒙古大军，并协助南宋将领余玠修建钓鱼城（抵御蒙古的重要防线），成为西南抗蒙的重要力量。
三、元明清：从行省设立到 “改土归流”，云贵彻底融入华夏1252 年，忽必烈率领蒙古大军南下，灭亡大理国，意图从西南迂回包围南宋。大理灭亡后，忽必烈采取 “怀柔政策”，任命大理段氏为 “大理国总管”，同时派兀良合台率军驻守，段氏政权实则沦为傀儡。1271 年元朝建立后，推行 “行省制度”，在大理设立云南行省，这是云南首次成为省级行政区。元朝在云南大规模设置州县，尝试推进 “改土归流”（将土司管辖改为中央派遣流官治理），但此举激化了与段氏的矛盾，元朝末年，驻云南的 “梁王”（元朝宗室）与段氏政权冲突不断，云南局势再度动荡。
云南行省
1381 年，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傅友德、蓝玉、沐英率领 30 万大军南征云南，次年击败云南梁王与大理段氏残余势力。明朝在云南设立 “云南布政使司”（行政）、“云南都指挥使司”（军事）、“提刑按察使司”（司法），完全仿照内地省级建制。在此基础上，明朝进一步推进 “改土归流”，并实施 “移民实滇” 政策 —— 大量中原百姓迁入云南，开垦土地、传播技术，使云南大部分地区的经济、文化逐渐与内地接轨。
滇池
此外，元朝曾将势力延伸至缅甸、老挝、泰国北部，设立土司机构；明朝继承这一管辖，将这些区域整合为 “三宣六慰”（三个宣抚司、六个宣慰司），名义上归云南都司管辖。但明朝对 “三宣六慰” 的控制仅停留在名义层面，未派遣军队驻守，因此即便在谭其骧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中，也未将其划入明朝疆域。明朝后期，缅甸、泰国等国统一后，“三宣六慰” 的名义管辖也随之撤销。
三宣六慰地区
在贵州方面，元朝统一后，黔中四大姓纷纷臣服，元朝将其册封为宜抚司、宣慰司，形成贵州历史上的 “四大土司”。明朝建立后，四大土司继续归附，明朝在水西罗氏（后被赐姓 “安”）、水东宋氏领地设 “贵州宣慰司”，以其首领为长官；同时分别设立播州宣慰司、思南宣慰司、思州宣慰司（思州田氏后分裂为二）。为加强控制，明朝在土司辖区的重要驿道驻军，并设立 “贵州都司”（省级军事机构），监控四大土司动向。
明代贵州地图
永乐年间，思州田氏爆发内乱，永乐帝趁机出兵平定，将思州、思南土司故地拆分为 8 府。1413 年，永乐帝将贵州宣慰司与这 8 府合并，设立贵州布政使司—— 这是贵州建省的开端，也是贵州 “改土归流” 的关键一步。此后，贵州省疆域不断扩大，都匀府、程番府、普定府等先后被纳入管辖。1600 年，播州杨氏叛乱，明朝平定后将其拆分为遵义府、平越府，分别划归四川、贵州；1630 年，水东土司叛乱被平，设开州（今贵阳开阳），隶属于贵阳府，贵州宣慰司也改称 “水西宣慰司”。
甲秀楼
清朝初期，水西土司叛乱，清廷平定后设大定府（今毕节大方）。1727 年，雍正帝将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划入贵州，至此贵州版图基本定型。雍正年间，清廷在贵州大规模推进 “改土归流”，尤其在苗族聚居的 “苗疆” 地区，设立古州、清江、台拱、丹江、八寨、都江六厅（史称 “新疆六厅”），彻底废除土司特权，由中央派遣流官直接治理。至此，贵州自明朝开启的 “改土归流” 全面完成，正式成为 “汉地十八省” 之一。中原文化（如儒家思想、科举制度）在贵州广泛传播，催生了 “沙滩文化”“花溪文化” 等具有较高水平的汉文化流派，推动贵州经济、文化实现跨越式发展。从汉武帝设立犍为郡的初步探索，到唐宋羁縻制度的间接管理，再到元明清行省设立与 “改土归流” 的深化，云贵地区融入中国版图的过程历经 1800 余年。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央政权对边疆治理不断完善的历程，更是云贵各族与中原民族在文化、经济、血缘上深度融合的见证，最终奠定了今日云贵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根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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